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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1 2016企业竞争力年会专刊

2019-04-09 08:29

  什么是新经济?如何实现新平衡?新旧产业格局交替之际企业路在何方?在本次竞争力年会的圆桌论坛上,金碚、高培勇、魏杰、黄益平四位国内一流的经济学家纵横捭阖,畅谈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关键话题,凤凰卫视的曾瀞漪主持了本次圆桌讨论。

  主持人:中国经济是不是安然渡过了2016年,又怎么看待2017年?

  高培勇:观察中国未来的经济,一是要看经济发展新常态到了怎样的阶段,第二是2016年的整体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究竟是怎样一种水平。

  从前一个情况来看,我们觉得2016年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是越来越趋于明显。就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而言,总体上讲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逐渐地走向现实。进一步说,2016年整个经济政策的安排是在供给侧结构性调节下进行,总结一下是三去一降一补这五条。大家越来越倾向于把它归结于应该通过市场加以解决的一种政策措施,政府措施的落脚点应当越来越多地聚焦于降成本和补短板,这种分析的形成显然和过去一年中中国经济所经历的深刻变化直接相关。

  比如降成本,我们可以体会到降成本是天然的结构性的,因为成本本身显然是属于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系列安排,同时也是天然的供给侧改革的行为,不是落在需求侧的,甚至说也是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的一种政策目标。降成本怎么降?表面上看是市场行为,但是从大的方面讲,必须通过政府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安排和一系列重大改革行动来营造这种环境。

  又比如补短板,整个产业布局中显然政府的产业政策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主要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显然应该通过各个方面的改革和政策安排,保证以服务业为主的一些产业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实现整个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这也是应当逐步凸显的。

  黄益平:今年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或者说跟年初的时候预期有一定差距的就是今年看起来经济已经稳住了,从官方数据、民间数据、大数据分析都能够获得证实。背后有一些政策的因素,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的去库存等等,也可能是市场周期的关系。更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新旧动能的转换确实在发生,很多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新的产品都在形成,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明年,我总体的看法是经济下行压力还是会有,新旧产业更替还没有完成,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是创新、第二是破旧,我们的创新做的还可以,但是破旧我觉得做的不够,这方面明年能不能有比较大的突破,万众瞩目的国企改革明年到底怎么推进,我们还要再看。

  魏杰:我认为明年有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防风险,价格的通胀、资产泡沫、人民币的贬值,这类问题一定要防;第二件事是继续寻找新的增长点,新增长点的寻找在明年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一年,用官方语言讲是稳中求进,稳是所谓的通胀、泡沫和贬值等风险要稳住,求进是继续寻找新增长点。

  金碚:2016年从经济的走势来讲还是相对平稳的过程,但是从经济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来看,这个阶段是非常纠结的过程。现在我们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把供给侧主义的政策分两类,一类是放任的供给侧主义,另一种是战略的供给侧主义。提高企业竞争力,第一减税、第二减少政府监管、第三减少政府支出,这就是放任的供给侧主义的含义,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有成功也有不成功的。供给侧主义的政策调控过程中,在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过程中间,势必要有战略的实施,简政放权是对的,但是战略也是需要的,不放任不给自由,企业怎么有活力呢,但是光放任没有战略可以吗?

  我想2017年这两个方面都要做出努力,如何让市场经济更具有活力、更具有自主权,简政放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实施什么样的战略举措,才能够渡过这样一个纠结的年代,2017年中国在经济政策上恐怕还会有重大的举措。

  主持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快要召开了,要制定明年的政策和有关政策的方向,简单谈谈2017年中国经济战略抉择是什么?

  高培勇:战略抉择肯定有多种,排在第一位的是降成本,降成本不管是企业界还是政府管理层都应该作为工作的重点。降成本怎么降呢?第一个办法就是减税,另外一个是削减政府的支出,这两个办法必须绑在一起,单纯强调任何一个都不能达到降成本的目的。

  现在企业家普遍呼吁要减税,这是对的,但是具体拿什么支撑减税,我没有看到特别成型的研究成果。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有关减税政策建议很多都没有落到实处。比如政府要通过扩大赤字的办法支撑减税,如果照这种办法操作的话,能不能降成本,这我们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过去进行需求管理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手减税一手增赤字,是落在需求侧的而且落在总量上。现在当主要的政策锁定于降成本的时候,显然这样的政策组合可能就有点问题。举个例子,假定说今年整个政府通过营改增,目前大致可以给企业减五千亿的税,但是减五千亿税的同时今年政府赤字要增加五千六百个亿,这种政策组合能不能给诸位企业家降成本呢?基本上从总量上讲是达不到目的的,道理很简单,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做任何削减的条件下,赤字是要通过发行国债去弥补的,这时候的减税和国债之间就等同于政府融资方式的一种替换,这种政策的组合之后我们总体的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了吗?对民间来讲、对市场而言、对企业而言,无非是你们上交给政府的贡献做了方式上的替换,原来是缴税五千亿现在是购买国债五千亿,这是一种替换,资源配置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

  同时,成本减了吗?从一般意义角度讲,大家说可能还是减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认为政府的债可以是永不偿还的债,而税则是五千亿拿走就拿走了,对政府来讲是债对企业来说是一种资产,政府通过不断发新债使它永远不还,但是必须注意一个明确的铁律,这种债务是要产生利息支出的,利息支出是不能作为政府置换债的一个要素而进入循环状态的,否则的话那就是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当把利息支出引入考察的时候,注意到这个过程中政府支出规模会因此增加,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反过来也会在今后若干年增加企业应该缴纳的税收,这是要看清楚的。

  因此我觉得2017年需要给政策建议排序的话,第一要减税,但是这种减税必须与另外一种操作相捆绑,就是同时减支,只有把减税和减少政府支出同时考虑在内,才能够实现降成本这样的政策。

  黄益平:从2010年以来增长速度一直在下滑,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很多不乐观的情绪跟我们的增长持续下滑,而且看起来一直止不住是有关系的。

  个人认为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新旧产业的整体变革,不是简单的周期性变化或者趋势性变化,它所反映的根本性的矛盾,是过去支持经济增长的产业现在已经难以为继、难以支持下一轮的增长。经济学家喜欢说,中国经济无非是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过去增长都是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但是推动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是庞大的制造业,一端是东南沿海劳动制造业,另外一端是东北西北资源型的,中国经济增长从一定角度来说是制造业高速的扩张。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已经没有竞争力,因为成本上升很快,资源型的重工业因为产能过剩问题也很难持续。所以今天所碰到的根本性的挑战是,旧的产业不行了,新的产业能不能快速成长起来,这就是中央说的新旧动能的转换。

  中国经济各个地区形势不太一样,政府管的比较少、国企比较少、僵尸企业比较少的地方,产业更新换代比较顺利,珠江三角洲到深圳感受不到产业更新换代的压力,更新换代每天都在发生,江浙一带很多传统的企业也碰到很多困难,但是企业家很活跃,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而到了另外一些地区,过剩产生很多、僵尸企业很集中、政府什么都管。我认为,新旧产业更替总体上新兴产业的形成势头还可以,凡是新兴产业形成势头不太好的地方是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产业不能及时平稳地退出,拖累了整体经济的更新。

  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抱怨金融唯利是图不追求实体经济增长,但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有自己的逻辑,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经济体当中的僵尸企业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有大量的资源投入到这些企业中,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抉择,一方面是要继续支持创新创业,但更大的挑战是僵尸企业能不能退出,为什么说国企改革是明年我最关注的领域?是因为大部分僵尸企业都是国企。

  魏杰:明年对新经济的形成是关键,不在于现有财富的分配,而在于新的增长点的产生。所谓新经济,它的基础是新产业,与新产业相关的企业发展起来就形成所谓新经济。还有一个因素是结构调整中的习惯势力的阻碍,值得我们关注,这也是我最近调研所感觉到的。

  有三件事我感触很深,第一是从总体结构来讲,基本上都形成了共生,现在支持两个经济,一是传统制造业,另外一个是房地产产业,对增长贡献接近70%,现在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太严重,我们提出去产能,房地产产业三四线库存太大,我们提出去库存,一二线城市是抑制资产泡沫,实际上这两个产业已经不能作为推动增长的力量,必然进行调整,我们还需要这两个产业,但是并不是支柱性产业了。新的产业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等等,一个重要的力量在阻止这个调整,这种力量不单来自于政府,政府当然希望尽快地调整,但是有一种惯性在影响导致很难调整。

  比如说,传统的制造业一般来说首先是成本太高,另外是金融不支持实体等等,但是没想到自己如何调整,怎么来适应这个状态。变革是要施加压力的,没有压力是不会变革的,谁日子好过都不会调整,实际上背后是无形的力量在阻止着调整,背后则是利益问题,新增长点的产生一定是利益的调整,必然带来挑战。

  第二是我最近在调研新能源时看到的,新能源未来会成为重要的增长点,新能源投资其巨大的压力是来自于传统的企业,实际上很强大的力量是传统的力量,比如煤炭,最近价格上来了就来劲了,最近跑了几个地方,他们认为当地的煤还可以挖六百年,因此不存在挑战问题。这个背后也是一种习惯的冲突。

  第三件事是我最近调研互联网企业所感受到的,互联网企业有两个特点很明显,第一是多中心,第二是通用技术,这两个特征决定它可以改造人类的任何社会生活。最近出现了一个声音,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即将结束,人类进入智能化时代,智能时代即将代替互联网。其实我认为互联网时代才开始,但是智能化也是新的增长点,智能化时代背后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不是一个增长点产生另外一个增长点就衰退了,都表现为新经济。

  我认为,未来结构调整除了政策性调整以外还要注意习惯势力的调整。明年的结构调整我们要全方位对待这个调整,既要重视国家政策的导向以及改革,还要重视对传统理念的调整,总体来讲关键是结构性调整。

  主持人:怎么看今年中国经济年底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站稳了?

  魏杰:明年是反全球化浪潮最高的一年,对中国来讲明年一定要把重点放在内需上,对明年外需的增长,尤其是对欧美国家增长不要抱太多的希望,由于市场经济地位身份问题,我估计明年中国在出口问题上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尤其是欧美的市场,所以接下来在内需的启动上应该更加的重视,尤其是中国的内需还有很多可以开发的空间,而不是没有空间。现在为什么大家出去买国外的产品,精品24码特围,因为我们的市场无法提供满意的消费,为什么不能把过剩的东西变成有效的东西呢?

  黄益平:增长目标应当适当地放松,个人感到增长的下行压力是存在的,明年到底会不会稳住,还是会有下行的压力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出口怎么样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明年如果好的话,对增长有帮助,基础设施投资能不能持续下去对增长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今年的房地产帮了忙,明年还能不能帮忙不知道。新旧产业更替当中,PPI生产者价格指数由原来的明显为负现在变成了正数,也许对制造业投资是好的变量,明年到底增长多少我不知道,但我建议要把增长目标放宽一些,不要把自己卡在增长目标上,适当放开让我们推进结构性改革,正是追求可持续增长的根本之道。

  高培勇: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形势,我们都不能回避潜在的经济增速是在下降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有所谓三期叠加、经济新常态、供给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的说法,2017年以及更长的时间内如何确保经济增长,不能忽略的就是改革。要把潜在的经济增速提升到目标增速,最关键的措施就是改革。改革是必须落到实处的,我们已经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拿出了很好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或者路线图,而这个方案或路线图在制定的时候,当时确定的完成的时间表是2020年,恰好和“十三五”计划落幕之时两者相互重合。从2013年到今天是三年多的时间,未来还有四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同时,不要忘记真正需要使力的就是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改革路线图付诸实施,一个一个地让它付诸实施,真正有了改革的能力,不管经济发展状况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收获的肯定要比我们付出的多。